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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吹云舞纸鸢飞 传承技艺逐云空

——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风筝制作技艺(北京风筝哈制作技艺)代表性传承人哈亦琦

作者:本报记者 马 萱

来源:中国档案报

2019-11-04 星期一

    京城民间有云:“南城的大沙燕,北城的黑锅底。”这“大沙燕”和“黑锅底”指的就是京派风筝代表“哈”“金”两家,其中哈氏风筝正是以大型瘦沙燕闻名于世。自清末至今,哈氏风筝一直都是北京风筝的重要流派之一。从第一代创始人哈国梁在琉璃厂开始制作、售卖风筝算起,哈氏风筝历经第二代传人哈长英、第三代传人哈魁明、第四代传人哈亦琦,已有170多年的历史。风筝起源于春秋时期,有两千多年的历史,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代表,也是现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近日,记者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风筝制作技艺(北京风筝哈制作技艺)代表性传承人哈亦琦家中,聆听他讲述哈氏家族传承这精美纸鸢背后酸甜苦辣的故事。

把中国风筝带向世界

哈氏风筝代表作五龙瘦沙燕

    哈氏风筝自清末开始就以传统的家族作坊手工业生产模式为主,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。哈亦琦对记者说:“孙殿起撰写的《琉璃厂小志》中就记载了我家‘哈记’风筝店的位置,‘在琉璃厂中间路北仁威观’(今西琉璃厂东路口北)。那时还有句老话‘进北京逛厂甸,玻璃琉璃大沙燕’,这个‘大沙燕’指的就是我家的瘦沙燕风筝(大沙燕风筝分为瘦沙燕和肥沙燕)。哈氏风筝的创立者是我的曾祖父哈国梁。最初,为了维持生计,曾祖父在琉璃厂靠摆摊卖纸灯笼为生。其实,制作纸灯笼的工艺与制作风筝的工艺很相似。比如,劈竹、烤竹、扎灯笼的技法等。我听姑姑哈晶漪说过,因为曾祖父喜欢玩风筝,就尝试先趸一点便宜的粗货风筝来卖。后来看风筝比灯笼卖得好,他就开始琢磨着自己扎风筝。曾祖父做风筝没有拜过师,所有的经验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。他经常拿着根木尺,见到谁手中的风筝好看,就借过来量量大小,再把图案记下,回家后自己钻研。那时候,北京时兴放大风筝,风筝越大,价钱越高,所以曾祖父做的都是大风筝。这也许就是我家以大沙燕为特色的一个原因吧!”

    当记者问哈氏风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时,哈亦琦说:“这得从我爷爷哈长英算起。他把曾祖父传授的风筝技艺发展为多样化、规格化、程式化,并把哈氏各类型风筝规定了标准尺寸,每一种造型的风筝都有不同的规格,每一种规格的风筝都有一个标准的画稿,每一种风筝都按严格的程序来制作,到放飞的时候就能看出来飞得好与不好。”哈长英在认真钻研制作风筝的基本技法、熟练掌握手艺的同时开始创新。为了迎合当时放飞大风筝的时尚,他开创性地研制出“膀条前翘、后心贴地”的沙燕新型结构;为了增加大型风筝的抗风能力,他还开创了增加“背条”的新技法。

1972年,哈魁明绘制的蝉拍子画谱。

    “每逢春天,爷爷就会带着我的伯伯和父亲去花市购买制作风筝的材料。到了夏天,他们把竹片进行烘烤。秋天时,基本准备就绪,就专门扎骨架,一直忙碌到年底。这样在来年的正月,各式各样的风筝就可以上市了,最快的时候半个月就会卖光。”哈亦琦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个小型风筝骨架说,“制作风筝需要这么长时间,是因为哈氏风筝制作骨架选用的是南方的毛竹。砍伐后的毛竹搁置的时间、烘烤技艺等很重要,这主要是为了风筝骨架做完后不变形,不影响放飞的质量。”

    哈亦琦说:“由于爷爷对制作风筝的材料和工艺非常讲究,使许多人慕名而来,并且我家风筝还意外地走出了国门。在美国旧金山自然博物馆里,至今还存有一位名叫罗福的美国教授于1903年从我家购买的‘双鱼’‘钟馗’‘莲花葫芦’‘香炉’4件硬拍子风筝。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,爷爷制作的‘蝴蝶’‘蜻蜓’‘仙鹤’‘凤凰’4件软翅风筝还获得了银奖。自此,哈氏风筝名声大振。我家被当时的北京风筝爱好者称为‘风筝哈’。”

    民国时期,北京人放风筝的习俗是看谁放得高、放得远,风筝以大为佳。“哈记”做出一丈二尺的大沙燕每件可以卖到十几块大洋,是当时价格昂贵的风筝。哈亦琦说:“父亲哈魁明曾对我讲,京剧名伶梅兰芳、金少山都在我家定做大风筝。尤其是梅兰芳,从我爷爷在琉璃厂卖风筝时就经常光顾。每次订货,他会提出要求,对于风筝的骨架结构和装饰纹样都有他个人的想法。父亲与伯父们就会按照他的要求反复琢磨,最终做出让梅兰芳满意的风筝。梅兰芳和金少山的风筝制作好后,他们还会进行一场比赛,并请我的二伯父哈魁寿当‘掌头线’(负责把风筝放起来的人),比赛的内容有谁的风筝放得高、风筝的大小、风筝的造型是否新奇等。”

后人留下宝贵遗产

1981年6月3日,哈亦琦(中)与父亲哈魁明(左三)、三伯父哈魁亮(左一)在家中的合影。

    哈亦琦对记者说:“我父亲哈魁明小时候就喜欢看大人们做风筝,并帮着做一些简单的操作,如勾勾画画、上个颜色等。再大些他便开始全面学习风筝的制作工艺。”

    随着哈长英年纪越来越大,他开始在家族中物色能担起家业的人来。哈亦琦说:“1935年农历正月的一天,爷爷哈长英与伯父、父亲在工作案前边操作、边闲谈。爷爷突然说,‘你们几个谁要是能够把钟馗嫁妹风筝做出来,那手艺就学得差不多了’。钟馗嫁妹风筝整体算是比较难制作的。自爷爷说完当天,父亲就开始动手制作,经过3个昼夜连续工作,终于把这个风筝做好了。后来,父亲才知道这是爷爷对他们的一个考核。”自此,年近古稀的哈长英就把扎制风筝的重任交给了哈魁明。

    哈魁明是哈氏风筝第三代当中技艺最全面的,他在几十年的不断探索中,慢慢地使哈氏风筝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技艺体系。哈魁明总结出了哈氏硬翅类沙燕风筝画面上“局部打破”“整体打破”的构图风格。到了晚年,他在哈氏风筝的“扎”“糊”“绘”“放”四门技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“风”“线”知识运用的重要性。除此之外,他还开创性地提出依据风筝的骨架结构和其所适应的风力级别范围,将风筝分为8大类,即硬翅类、软翅类、硬拍子类、软拍子类、软片类、伞翼类、串类、立体类。

    “在20世纪70年代初,我父亲哈魁明就开始着手进行哈氏风筝的技艺总结和传带工作。”哈亦琦说,“父亲存有多本关于风筝技艺的相关资料,还绘制了近百种哈氏风筝一比一规格的画稿。他担心哈氏风筝后继无人,便撰写了一本名为《筝践》的笔记。这本笔记对哈氏风筝的传承起了很大作用。”在这本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笔记里,哈魁明非常超前的提及了民间艺术的传承问题:“近二十几年,随着兄长逝世和自己年龄的增长,在我的头脑里,年复一年的急切考虑到,我的手工艺是否后继有人?用什么办法才能不使这一民间艺术失传……1966年,我家几代人所积累的样品底稿、历史记载全部付之一炬,对我的挫折更加严重。我沉默了几年,在思索、考虑,不把我的手艺传下去我是不甘心的。……于是在十几年的时间当中,我除了八小时上班,其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这件事情中来。有时候上班时间快到了,由于忘了时间拿起几个干馒头边走边吃,晚上不到深夜不休息,就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地搞。我把写的材料命名为《筝践》,通过实践的记录,为今后风筝爱好者们制作风筝提供参考。”

传承之路任重而道远

哈亦琦近照 马萱 摄

    在哈亦琦的记忆中,第一次动手做风筝是在10岁那年。他望着自己的工作台,说:“当时,三伯父哈魁亮正在做沙燕风筝,我在一旁看着,很好奇,就问三伯父,‘我能不能做风筝?’三伯父说,‘可以呀,咱们一起做双搭旗(哈氏风筝中的一种软翅风筝)吧’。只见三伯父用刀熟练地劈出几根竹条,没一会儿风筝的骨架就扎好了。接着,他在两张高丽纸上画了5个红桃、5个方片的图形。画好后,我就开始填色。三伯父还教我怎么把画好的纸糊在骨架上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制作,这只双搭旗风筝就做好了。当时,我高兴极了,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做风筝。”

    1971年,哈亦琦从北京四中毕业,进入首钢工作,当了一名工人,后调入工会负责宣传工作。1973年起,他开始学习油画。“我学油画时,父亲很着急,觉得哈氏风筝要没有人继承了。他总是问我,‘你怎么不学做风筝呢?’那会儿我觉得绘画比做风筝高雅,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改变了想法。”哈亦琦接着说,“1977年,一位同事要移民,让我给他做个风筝留念。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做沙燕风筝,为了方便携带,就做了两个小的。因为以前经常看父亲制作,所以很多制作风筝的方法和技巧都早已印入我的脑海。如削竹子的方法、晕染画面的技巧等。第一次做风筝就成功了,给我很大鼓舞,也让我开始改变对风筝的认识。从那年起,我正式跟着父亲学做风筝。”

1972年,哈魁明绘制的鲇鱼画谱。

    1983年5月,哈亦琦应邀到美国参加为期一个多月的“中国风筝展览”。他激动地对记者说:“那年我29岁,这是我第一次出国。在美国期间,我制作了一件8尺的瘦沙燕大风筝。制作完风筝的第二天,就举行了国际风筝表演比赛大会。比赛当天有六七级风。在这样大的风中是很难放飞的,而且对风筝也会造成一定损伤。我稳住心,脑海里闪出父亲教我的技艺,在现场把风筝加上了‘背条’,除此之外,对提线的角度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。比赛时,我找了一位当地风筝协会的工作人员扶住风筝。风来的时候,我一声令下,手一掀、一抖拉线,大风筝就像一只展翅的大鹏鸟徐徐飞了起来。15分钟后,风筝安全着陆。观众们掌声四起,有的人还跑过来向我祝贺。当评委宣布‘把国际风筝大会的特别奖颁发给哈亦琦先生’时,我备感意外和激动,心想,哈氏风筝的技艺得到大家的认可,这是中国民间技艺人的骄傲!”

    随后,哈亦琦出国办展览及艺术交流越来越多,也让他大开眼界。“慢慢地我开始尝试创新,前前后后共设计制作过30多种小型创新立体结构的风筝。”哈亦琦说:“当父亲看到这些风筝时,很生气,3天没有跟我说话。他觉得这种做法违背了哈氏风筝的风格和传统。我明白父亲的用心,但是我觉得创新是最好的传承。其实,哈氏风筝170多年的发展过程,也是不断创新的过程。正是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,才形成了现在哈氏风筝的技艺体系。”

20世纪70年代初,哈魁明撰写的《筝践》笔记。 马萱 摄

    2005年,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》,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和政策。哈亦琦说:“当时,国家文件一出台,文化部、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北京‘非遗’办公室就帮助我做了一系列的工作。”2008年,哈氏风筝技艺被评定为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”。2012年12月,哈亦琦被评为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”。

    “作为哈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,我对于新时代‘传承’的意义有不同的认识。以前的传承是为了养家糊口,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,带几个徒弟让他们学好技艺就可以了,但现在对传承人的传承方法、方式、宗旨要求越来越高。除了技艺的传承外,还有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传承。”哈亦琦对记者感叹道:“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父亲病重时非常感慨地对我说,‘该教的都教给你了,以后的路该你自己走了’。流露出他对民间技艺文化的眷恋及对我和哈氏风筝传承的期盼。父亲病逝后,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从2001年开始,我在业余时间进行绘制哈氏风筝画谱的工作。现在,除了带侄子学艺外,也开始收外姓徒弟。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制作风筝的技艺。”

    在采访的最后,哈亦琦说: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、传承正式提出已经有很多年了,但如何更好地保护、传承?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、探讨。”他认为,作为一名传承人,应在有生之年把精力、时间甚至财力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上,做一点儿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。保护和传承不应只是政府的课题、专家学者的呼吁,传承人本身的认识尤为重要。

    原载于《中国档案报》2019年11月1日 总第3444期 第二版

 
 
责任编辑:张雪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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